第七章 阴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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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很可惜，仅仅是理论上。

说起来是那么回事，一操作起来就全乱套。

因为在实际执行中，各级官吏很快发现，能钻空子捞钱的漏洞实在是太多了：比如你交苹果，他可以挑三拣四，拿起一个，说这个个头小，算半个，那个有虫眼，不能算；你交棉花，他可以说棉花的成色不好，抵一半，你也只能回家再拉去。

这还是轻的，最大的麻烦是徭役。因为田赋和人头税多少还能见到东西，当官的赖不掉，徭役可就不好说了，修河堤、给驿站当差、整修道路，这都是徭役，完成了任务，就算完成了徭役。

那么谁来判定你是否完成任务呢？——地方官。

这就是所谓的黄鼠狼看鸡了，遇到良心好的，还能照实记载，遇到不地道的，就要捞点儿好处。你要没钱，他就大笔一挥——没干！有意见？这事我说了算，说你没干就没干，你能咋地？

事实证明，在当时，除了一小撮品行较好的人外，大多数朝廷官员还是不地道的，是不值得信任的。有漏洞不钻，有钱不捞，这个要求实在有点高。总之是一句话，玩你没商量。

无数的老百姓就是这样被玩残的，朝廷没有好处，全被地方包干了。

此外，这一收税制度还有很多麻烦，由于收上来的都是东西，且林林总总，花样繁多，又不方便调用。

比如江浙收上来一大堆粮食，京城里吃不了，本地人又不缺，听说西北缺粮食，那就往那边运吧？一算，粮价还不够运输费。那就别折腾了，放在粮仓里喂老鼠吧。

更头疼的是，各地虽然上交了很多东西，除了粮食，还有各种土特产、中药药材等等，却没有多少银两，这些玩意儿放在京城里又占地方，还要仓管费，遇上打仗，你总不能让当兵的吃棉花、提几两药材当军饷吧。

而某些吃饱饭的大臣无聊之中，想了个馊主意，说既然有这么多东西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拿去给京城的官员们发工资。比如你是户部正六品主事，按规定你该拿多少工资，但到发钱那天告诉你，国家现金不够，我们现在只能发一部分钱和粮食给你，剩下的用棉花抵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们到市场上估算过，如果等价交换，拿这些棉花绝不吃亏。

参考消息

混乱的徭役

隆庆六年，御史上奏：整个大明的户口管理已混乱不堪，里胥手里的黄册（即官方户口名册）根本不记载真正的人丁数量。钱粮税务，谁家给了；差役徭役，谁家没派，完全是根据豪绅的有钱程度来记录的。有钱的官绅贿赂里胥，逃税避役蔚然成风。而各地方官手中又有一套“白册”，记录各类人员的实情，明目张胆地把豪绅避开，强征平民的徭役。黄白册之分，就好比朝廷的明暗账一样，搅得黄册制度形同虚设。

一条鞭法

奶奶的，老子辛辛苦苦干到头，就拿着这几袋棉花回家？老婆孩子吃什么？

必须说明，这绝对不是搞笑。自朱元璋以来，明代官员都是这么领工资的，有时是粮食，有时是药材，个别缺了大德的皇帝还给纸币（胡乱印刷的，不值钱）。早上领工资，下去就去集贸市场兼职小商贩叫卖的，也绝不在少数。

国家吃了亏，百姓受了苦，全便宜中间那帮龟孙了。

所以张居正决定改变这一局面。他吸取地方经验，推出了一条鞭法。

一条鞭法的内容很多，但最主要的，是颁布统一规定，全国税收由实物税变为货币税，明白点说就是以后不收东西了，统一改收钱。

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命令，却有着绝不简单的历史意义。

因为从此以后，不管是田赋、徭役还是人头税，都有了统一的标准，不是当官的说了算，交上来真金白银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不再任由官员忽悠。

当然了，根据官员必贪定律，张居正也给大家留下了后路。因为各种物品如粮食、水果、药材、丝绸，都按照规定折算成银两上缴，而折算比率虽是由朝廷掌握，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况，适当照顾照顾，从中捞一笔，似乎也是很正常的。

于是皆大欢喜，朝廷拿到的，是白花花的银子；老百姓也不用听凭官员糊弄，贪也好，抢也好，说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，至少日子好过点儿；官员们好处少了，但也还过得不错，就这么着了。

所以事实证明，越复杂的政策，空子就越多，越难以执行，王安石就大体如此。一条鞭法虽然看似简单，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，正如那句老话所说：

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，那是能耐。

张居正和他的一条鞭法就此名留青史，并长期使用，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没动窝。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，将人头税归入田赋，才算化三为二（实际上一点儿都没减，换了个说法而已）。徭役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正式废除，而历史最为悠久的田赋，也就是所谓的农业税，前几年也终于得以停征。

社会主义好，这是个实在话。

参考消息

禁用铜钱

要说发纸币，还是朱元璋起的这个头。洪武八年，朝廷下发纸钞，与铜制钱并行流通。到了洪武二十七年，官方又宣布即日起禁止使用铜制钱，改为全部使用纸钞。百姓不将铜制钱换成纸币的，轻者罚款，重则杀头。虽然朱元璋很有遏制贵金属流失的先见之明，但身边却没有什么懂经济的专业人才辅助他，这个方案出台后，民众开始大规模地私埋铜钱。迄今为止，从地底挖出来的洪武时期私藏铜制钱，已经突破了两万吨。

古代赋税的变迁

张居正干的第二件事情，其实是由一封信引起的。

万历元年（1573），张居正上书皇帝，当然了，其实就是上书给他自己。在这封自己给自己的信中，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

“月有考，岁有稽，使声必中实，事可责成。”

一个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诞生，而它的名字，就是此名中的两个字——考成。